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电力工业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从早期开办小型火电站的小打小闹到后来装机量大步提升，从电力供应极度短缺到电力供应相对平衡，从单一的水电、火电二元电力到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电力并存，从全国各地多头供电、各自为政到全国电网联网、互联互通，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实现了华丽转身。

 来自电力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水电发电装机容量35226万千瓦，全球第一；太阳能集热面积保有量近5亿平方米，全球第一；并网风电装机容量18426万千瓦，全球第一；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7463万千瓦，全球第一……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国已经从电力短缺国家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力大国，并在不少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眼下，我国正在从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迈进！

 建立二元电力结构

 电力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电力是最普遍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是电力行业的基本价值所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发展处于摸索前进阶段，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统计显示，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为了实现“赶超”，国家开始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而要发展重工业，首先需要电力作保障。“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以煤炭为主的燃煤发电方式，这也使得火电在我国电力领域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据统计，1949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发电量43亿千瓦时，人均年用电量不到8千瓦时，属于电力极度贫穷的国家之一。

 在此背景下，新中国依靠国际援助和设备引进，开始了艰难的自主探索。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从1952年开始，全国主要电力企业从地方政府上划中央政府管理，电力工业长期实行“国家所有、中央统管、政企合一、厂网一家”，电力供应和需求均处于严格的政府计划管控之下。作为连接电力供需的电价，也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

 1956年，我国第一台国产6000千瓦火电机组在安徽淮南电厂投运，标志着我国自主制造火电设备的开始。在此后的10多年里，北京高井、辽宁朝阳、江苏望亭、河南姚孟，相继投运国产的10万、20万、30万千瓦火电机组，使单机容量及电厂装机不断得到突破。

 与此同时，水力发电也被提上了共和国的议事日程。1952年秋至1953年春，北京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组成贵（德）宁（夏）联合查勘队，对黄河流域的龙羊峡至青铜峡河段进行了查勘。1954年3月，又组成包括苏联专家在内120余人的黄河查勘团，对黄河干支流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自下而上，直至刘家峡坝址。在坝址比较座谈会上，苏联专家认为，在兰州附近能满足综合开发任务的最好坝址，就是刘家峡。

 1954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制的《黄河技术报告》，确定了刘家峡水电站工程为第一期开发重点工程之一。报告拟定刘家峡水电站枢纽正常高水位1728米（实际建成高程为1735米）、总库容49亿立方米（实际建成为57亿立方米）、有效库容32亿立方米（实际建成为41.5亿立方米）、最高大坝高124米（实际建成147米）。电站装机10台（实际装机5台）、总装机100万千瓦（实际装机122.5万千瓦）。刘家峡水电站枢纽的任务是发电、灌溉和防洪。

 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提出，利用黄河干流上的46座拦河坝可以发电2300万千瓦，每年平均发电量达到1100亿度，相当于我国1954年全部发电量的10倍。黄河支流上的水库也都可以发电。这将使青海、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得到廉价的电源，使这个广大地区电气化，并将为国家节约大量燃料用煤。

 1955年7月30日，电力工业部成立。首任部长刘澜波提出了“水火并举、因地制宜”的方针，这为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定下了基调，也正确处理了火电与水电的关系。

 此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电力供需矛盾日趋突出，亟须发展区域性的大型电站和电力系统。经过水力资源勘测调查、设计、电站选址，1956年6月，国务院批准将钱塘江干流的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956年计划项目。

 1957年4月1日，新中国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开建。1960年4月22日，第一台7.2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投产，向浙西地区110千伏系统送电；同年9月26日，并入“新-杭-沪”220千伏系统向华东电网送电。

 1958年2月11日，水利部与电力工业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简称“水电部”）。随后，水电部成立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后更名为水电四局），承担刘家峡和盐锅峡2个水电站的施工任务，拟定了“两峡同上马，重点刘家峡，盐锅峡先行，八盘峡后跟”的施工方案。

 1958年9月27日，刘家峡水电站工程正式动工兴建。但是后来又一波三折：1961年停建；1964年复工；1968年10月蓄水；1969年4月首台机组发电；1974年12月5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并投产发电。至此，我国第一座装机容量百万千瓦以上大型水电站正式建成并运营。

 在“水火并举”的方针下，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5712万千瓦，全年发电量2565亿千瓦时；但是人均装机容量仅为0.06千瓦，年人均发电量和用电量分别为268和247千瓦时，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依然没有改变电力短缺和生产落后的现状。统计显示，1978年，全国发电装机缺口高达1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当时装机容量的20%。这就迫使政府限制企业用电，“停三开四”甚至“停四开三”成为常态，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

 探索多元发电路径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为我国发展指明了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缺电400亿千瓦时、电力缺口1000万千瓦。因此，加快电力建设也就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发展方针之一，电力工业自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电力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从改变国家独家办电体制即电力投融资体制入手，着力解决资金不足和投资激励不足问题，调动全国上下内外、四面八方办电积极性。

 这一时期，为了配合经济体制改革，解决电力供应短缺问题，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电力改革发展，充分调动了中央、地方及各方面办电的积极性，积极有效地利用了外资，释放了社会资本的活力，拓宽了建设资金的渠道，发电规模迅速扩大。

 但是，在大力发展电力工业，逐步缓解电力供应短缺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接踵而来。当时电力来源，以煤电为主、水电为辅，而煤电多为国产小型机组，效率低下、污染严重。

 因此，国家在大力开展以设备技术进口和消化吸收为主的清洁煤电技术的同时，开始积极探索新能源领域的电力发展路径，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新能源发电的探索。比如，1970年在西藏建设了第一座地热电厂--羊八井地热电厂；1983年在兰州榆中县建设了第一座光伏电站--园子岔乡光伏电站；1986年在山东荣成建设了第一座“商业示范性”风电场--马兰湾风电场。由于这些新能源电站的装机量都很小，不足以撼动火电、水电的二元结构。

 1984年，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启动建设，一期机组装机容量30万千瓦，1991年12月建成并网发电。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的建成发电，标志着我国电力结构从水电、火电的二元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推动我国清洁能源发电进入了新的阶段。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环境保护法要求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初步推行环保经济手段，这对我国发展电力工业提出了新要求。

 在此之后，随着《节约能源法》《电力法》等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要求能源开发与节约并重，电力行业进一步强调环境保护力度，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提高排污收费标准等。

 1997年1月16日，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国家电力公司的通知》确定的原则，国家电力公司正式成立。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将电力工业部所属的企事业单位划归国家电力公司管理。这标志着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折。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撤销电力工业部，实行政企分开，将电力工业部的电力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国家经贸委，行业管理职能移交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电力公司开始独立运作。标志着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实现政企分开的历史性跨越。

 1998年下半年，我国又先后启动农电“两改一同价”（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试点工作，拉开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把“西电东送”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国家规划，在“十五”期间，从贵州、云南、广西和三峡向广东输电1000万千瓦。当前，“西电东送”规模达到2.4亿千瓦。

 2002年1月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WTO的100多个成员都将给我国以最惠国待遇参与世界竞争，成为“世界工厂”供应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推动重化工业出现了跨越式高速增长，再加上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发展，对电力需求出现了急速拉升格局。

 2002年12月29日，中国电力新组建（改组）公司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等11家公司正式宣告成立。

 2003年3月20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挂牌成立，行使电力市场监管职能。以此为标志，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目标初步实现。

 来自电力部门的信息显示，2009年和2010年，我国首个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和首个±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先后投运，国家电网成为世界上运行电压等级最高的交直流混合大电网；2010年，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公用变设备容量分别达到44.27万千米、19.74亿千伏安，电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2011年，全国发电量达到4.72万亿千瓦时,跃居世界第一，同时随着青藏联网工程投运，我国内地电网全面互联；2013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5亿千瓦，全社会用电量达到5.32万亿千瓦时，二者均跃居世界第一。

 向电力强国努力奋进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召开。“十八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我国经济进入转型过渡期，GDP增速趋缓、电力需求增长进入中速阶段，电力供需呈现“总体平衡、结构性余缺”的格局。

 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在进一步完善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开的基础上，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框架，推进“三放开、一独立、三强化”，标志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进入新阶段。

 来自电力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15.3亿千瓦，发电量5.60万亿千瓦时。人均发电装机历史性突破1千瓦、达到1.11千瓦，人均用电量约4142千瓦时，均超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随着青海省最后3.98万无电人口结束没有“长明电”的历史，我国无电人口全部用上电，实现了“电力富裕”路上“一个也没落下”的目标。

 2017年10月19日，党的十九大召开。“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生产过剩且产品质量不高，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017年7月26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明确“十三五”期间，全国停建和缓建煤电产能1.5亿千瓦，淘汰落后产能0.2亿千瓦以上，实施煤电超低排放改造4.2亿千瓦、节能改造3.4亿千瓦、灵活性改造2.2亿千瓦；到2020年，全国煤电装机规模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具备条件的煤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煤电平均供电煤耗降至310克/千瓦时。

 2017年11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明确按年度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并在2020年全国范围内有效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

 2018年10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要求用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措施解决清洁能源消纳问题，建立清洁能源消纳的长效机制，明确“2020年基本解决清洁能源消纳问题”的总体目标。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电力事业始终沿着质量提高、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的方向努力。

 来自电力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的发电装机容量189967万千瓦。其中，火电发电装机容量114367万千瓦、发电量49231亿千瓦时；水电装机容量为35226万千瓦，发电量12342.3亿千瓦时；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已达30.4%。其中，水电发电量12342.3亿千瓦时，增长1762.2倍，占17.4%；核电发电量为2943.6亿千瓦时，占4.1%；风电发电量3660亿千瓦时，占5.1%；光伏发电量1775亿千瓦时，占2.5%。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我国的清洁能源投资达1001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总额的30.1%。巨额的投资有效支撑了我国近年清洁能源的高速发展，使我国一举成为全球清洁能源发展的中心与领跑者。据电力部门统计，我国水电发电装机容量35226万千瓦，全球第一；太阳能集热面积保有量近5亿平方米，全球第一；并网风电装机容量18426万千瓦，全球第一；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7463万千瓦，全球第一。

 统计数据还显示，截至2018年末，在全球十大风力发电机制造商中，中国企业有5家；全球十大太阳能组件制造商中，中国企业占据9家；全球十大太阳能电池片制造商中，中国企业占据8家。可以说，我国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举足轻重的存在。

 这些数字无不说明，我国电力工业在经济转型、绿色发展新常态环境下，在低碳优先原则、市场化优化调节下的供需总体平衡政策环境下，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正在由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迈进。